战国末期，开始出现了一批集中论述教育问题的教育理论著作，这些论著对中国封建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就教育理论阐述的集中性而言，首推《礼记》中的《大学》和《学记》两篇。

一、《大学》中的教育思想

《大学》是儒家学者论述“大学之道”的一篇论文，它着重阐述了大学教育的目的、任务和步骤，提出了一个完整而概括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纲领和程序。

《大学》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亦称为“三纲领”。大学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明明德”，使人们先天的善性得到恢复和发扬，以达到修己的目的，这显然是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修己是为了治人，故大学教育的第二个目标是“亲民”，即推行德治与仁政。《大学》所要求的最高目标是“至善”，亦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最明确的概述。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教育基本上就是贯彻这一纲领的。

为实现大学教育的三个目标，《大学》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步骤、或称“八条目”。《大学》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实际上前五条在于“明明德”，侧重于修身的目的；而后三条在于“亲民”和“止于至善”。八条目前后相续，逐个递进而又相互联系，体现了阶段与过程的统一。

格物、致知被视为“为学入手”或“大学始教”。实际上就是学习、领会儒家德艺方面的知识，并加以综合、融会贯通。诚意、正心、修身则是一种综合修养过程，着眼于个人道德的完善及协调与他人的关系。齐家是从修身自然引出的，因为“修身，则家可教矣。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1]。可见，齐家是一个施教过程，即通过个人的修身来完善家族内部的关系。而且，齐家也是“成教于国”的基础，《大学》说，“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认为“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如果家家都做到了孝、悌、慈，也就达到了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了，因此，治国不过是齐家的扩大和深化。而平天下又不过是治国的扩大，其基本精神是一贯的。

就这样，在《大学》教育思想中，个人的学习、教人、政治等几个过程非常自然地联系、转换和发展着，使得八条目实际上成为一个过程和整体。

《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教育要服从于封建道德和政治，因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宋以后，被收人《四书》，成为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

二、《学记》中的教育思想

《学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教育论著，对先秦时期的教育和教学，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学记》论述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作用与目的

《学记》本着儒家的德治精神，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服务政治，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以及“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的思想。统治者要想感化人民，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必须通过教育；而要建设国家、统治人民，也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

从教育作用也可看出，《学记》所主张的教育目的有两个：一是培养具有“建国君民”能力的统治者；二是要“化民成俗”，把人民教化成“安分守己”的顺民。可见，《学记》将教育与政治、社会高度结合起来，把教育当成政治的重要手段，这种观点也是历代封建学者看待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二）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

《学记》以托古的方式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制系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种按行政建制设学的思想，对后世兴办学校影响很大。

   管理方面，《学记》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查标准。“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个教学进程设想，一方面明确了教育的总目标，又确定了每个阶段的具体标准和要求，而且逐步深化提高；另一方面、每个阶段要达到的标准中都规定了学业知识和思想品德两方面的要求，体现了德智并重、循序渐进的特点。

（三）教育教学原则

《学记》在综合各家学派长期教育、教学成功与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总结了一套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这是《学记》的精华所在。

第一，教学相长。教与学是教学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学记》云：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这段话意思是指教师自我提高的规律，它说明了教师本身的学习及教学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学习，它们相互推动，使教师不断进步。“教学相长”深刻揭示了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学”因“教”而日进，“教”因“学”而益深。这是《学记》对教育理论的一大贡献。

第二，尊师重道。《学记》明确提出了“师严而道尊”的思想。一方面，《学记》高度评价了教师的作用，认为“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又说：“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就是教师对于君主也要免行为臣之礼，即“当其为师，则弗臣也”，以示尊师之礼。另一方面，《学记》又对教师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和崇高的道德修养，又要熟练掌握教育、教学理论和技能技巧，反复强调“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等教师应具备的条件。

第三，藏息相辅。《学记》认为正课学习与课外练习必须兼顾，相互补充，《学记》云：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

课外练习是正课学习的继续和补充，可以深化课内学习的内容，只可使学习有张有弛，让学生既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又感受到教师、同学的可亲可爱。这一也是十分可贵的。

第四，豫时孙摩。这是《学记》总结了长期教育、教学中的经验教训，概括出的重要规律，包含四条原则。“豫”是预防性原则，“禁于未发之谓豫”，要求事先估计到可能会产生的不良倾向，采取预防措施；“时”是指及时施教原则，“当其可之谓时”，掌握学习的最佳时机，适时而学，适时施教，否则，“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孙”是指循序渐进原则，“不陵节而施之谓孙”，教学要遵循一定的顺序进行，如果“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其效果将适得其反；“摩”指学习观摩原则，“相观而善之谓摩”，学习中要相互观摩，取长补短，否则，“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在观摩学习中要防上“燕朋”、“燕辟”，即不要结交不正派的朋友，朋友间也不要迷恋于不正当的行为。

第五，启发诱导。《学记》云：“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就是说，教学要注重启发诱导，但又不牵着学生鼻子走；要督促勉励，又不勉强压抑；要打开学生思路，但又不提供现成答案，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和发展。

第六，长善救失。《学记》认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指出了学生学习中存在的四种缺点，即贪多务得、片面狭窄、自满自足、畏难不前。这些缺点在每个人身上表现不同，产生的原因也各异，教师要学会具体分析，全面掌握，如果教法得当，缺点可以转化为优点，多则知识渊博，寡则精深专一，易则充满信心，止则认真对待。这就要求教师懂得掌握教育的辩证法，坚持正面教育，善于因势利导，利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将缺点转化为优点。

此外，《学记》还提出了不少教学方法，如问答法、讲解法、练习法、类比法等，也颇具理论价值。

总之，《学记》的教育思想相当丰富，论述相当深刻，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学记》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专门化的形成，是中国“教育学的雏形”[2]。

 
[1]朱熹：《四书集注》。

[2]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247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