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是学者私人授徒讲学以传授文化，培养弟子的教育活动。它发端于春秋，兴盛于战国，在整个封建社会历代私学与官学始终并行发展，成为古代教育的基本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私学一般包括经师讲学和童蒙教学两类，二者既有初级、高级之间的联系，又有其办学的独立性，共同构成私学制度的整体。

一、历代私学的实施与发展

（－）两汉时期的私学

私学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民间自发进行的以私家教育保存、传递、发展文化的做法，已逐渐形成深厚的传统。尤其在齐鲁一带儒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私人办学活动一直在继续。即使秦朝奉行“禁私学”，私学亦未中断。入汉以后，原先隐居民间进行私人讲学的名儒大师及其门徒弟子，趁势复出，为汉初文教的恢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西汉初期，政府尚无暇顾及建立学制，此时学术发展、文化传播仍赖私学。由于秦禁方开，政府又奉行“无为”，使私学教育的环境也较为宽松自由。儒、道、法、刑名等学都有私人传授，杂家、卜篮学、纵横术也都有人学习，就连自然科学知识，也不乏问津者。史载张仓“自秦时有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1]就是一例。

汉武帝以后．已建立中央太学和地方郡国学，但私人授学现象依然不衰，经师授徒，尤为兴盛。这是因为官学数量、名额有限，太学设于京师，远道学生入学很难，朝廷既定儒学于一尊，又开求学问仕之利禄进途，为仕做官必须读书，要读书必须求师，“汉人无无师之学，训站句读，皆由口授”[2]，这就是说读书习经必须求师，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生源。汉代经师大儒凡得不到从政或任博士机会的．即从事私人讲学。也有很多名儒一面做官，一面收录弟子，罢官还家仍讲学授徒．而一般士人拜他们为师，既有利于学业的精进，又有利于以后的进取。这些就是汉代私学盛行的原因。

    西汉时私学很盛．东汉时私学更盛。大经师收徒教授，学生人数多的一家常有数百，有的数千。例如牟长任博士及河内太守期间，受学诸生常有千余人，著录弟子前后万余人。马融是东汉名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郑玄游学归里，学生相随常数百千人，晚年远道来学者数千人。汉代私学学生求学分著录弟子与及门弟子两种。所谓“著录弟子”，即在名儒学者门下著其名，不必亲来受业，所以著录弟子能多至万人，这便是后世“拜门”的开始。“及门弟子”是直接从师授教的，往往有数百千人，经常采用高业弟子转相传授的教学方法。如董仲舒在讲学时，使弟子“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3]。“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乃使高业弟子，以次相传，鲜有人入其室者。”[4]郑玄在其门下至三年未见其面，最后出师时才得一见。所以汉代私学教学是个别教学。

汉代私学就其程度说有小学与专经阶段的区分。专经阶段是私学的高级形式，相当于太学程度，由经师大儒自立“经馆”、“精会”、“精庐”等开门教授，专习一经或数经，与太学相辅并行。小学阶段相当于小学程度，称为“书馆”、“学馆”、“书舍”等，因为汉代官学中缺乏蒙学一类机构，所以青少年儿童启蒙阶段的教育主要由私学中的“书馆”等进行，这样就使私学在数量上超过了官学，其中“蒙学”占更主要的地位。相当于小学程度的私学又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蒙学，学生读字书，学习识字。第二段学习《论语》、《孝经》，是专经前的准备阶段。学完这段后，可在社会上谋职业，去做小吏。所以这一段学习不仅是识字，《论语》、《孝经》成为小学阶段的必读教材，为进入专经阶段打下基础。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虽因战乱而显衰颓，但私人讲学之风并未稍减，尤其是家庭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著名的讲学大师有魏国的国渊、邴原等；吴国的虞翻；晋国的范平、杜夷、刘兆；南朝的雷次宗、刘球、何民等；北朝的刘献之、张晋贵等，他们的学生常达数百数千人。据《晋书·儒林传》载：济南刘兆，博学善诱，著作百余万言，从受业者数千人。吴郡范平，遍读群书，很多名士曾跟他学习，他的三子均以儒学至大官，他的孙子蔚好学，远近向蔚求学的常有百人。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名儒聚徒讲学非常兴盛外，玄学家、佛学家也纷纷聚徒讲学，与儒学争雄，大大丰富了私学的内容。他们的弟子也常有数百人，有的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如陇西人王嘉不和世人交游，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也都穴处。天文学家郭传和台产均以天文、五行教授门徒，黄跨也随父学天文秘术。妇女授徒讲学此时也成时尚，比较著名的如韦逞母亲宋氏继承家学《周官》音义，在战乱中教学不辍，号宣文君。

    宗族和家庭教育在这个时期有所发展。据《晋书·孝友传》载：王延因天下丧乱，于农桑之暇，从容不迫地训诱宗族。刘殿的家庭教育很别致，他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另二子授《史记》和《汉书》，一家之内，经史并举。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他家子弟多善书，幼儿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被称完“小圣”。次子疑之也工草隶。南齐祖冲之一家都长于天文历算。家族的学术传授在当时很普遍，许多儒学家、玄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培养起来的。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家庭教育的代表作。

（三）隋唐时期的私学

隋唐官学极盛，私学颇发达。隋朝大儒家王通，门下弟子普及全国，唐初开国名臣魏征、房玄龄等均出其门下。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亦多从之受业。唐代初年，刘焯、刘轨、孔颖达皆以耆儒开门教授，颜师古以考定五经著名，未显达时以教授为业。孔颖达精通儒学，为太宗“十八学士”之一，奉命撰写《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成为经学注疏的合本。他曾任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官职，但同时又从事私人授徒讲学，这是私学的又一种形式。尹知章亦然，在国子学当博士，每日回家还收私徒教授。韩愈从孤及、梁肃学古文成为一代文豪，对复兴有功。他的弟子李翱、皇甫湜、张籍等皆当时名士。柳宗元贬柳州时，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下者必为名士。

隋唐时期不仅儒学私学极盛，佛教私学亦很流行。唐代时每所寺庙实即一个佛教学校。贞观时的玄奘法师，文宗时的义净法师，对于佛教都很有研究。他们把佛学传授给门徒。怀让禅师的高足弟子道一禅师向其师学习十年，自成一派，“四方学者云集座下”，禅法之盛，始于这两位大师。道一号马祖，弟子139人，各为一方宗主。佛寺有讲学和宿舍，制定了“法规”，也讲究注疏工作，讲求问答和讨论的教学方法。

（四）宋元明清时期的私学

宋元明清四朝的私学，是汉唐私学的继续和发展。这一时期的私学依然大体分为“蒙学”和“经馆”两类。

“蒙学”或称“乡学”、“村学”、“私塾”，一般由私人设立，学生来校就读；但也有宗族设立的“义学’和富有人家设立的“家馆”，延聘教师去任教的。陆游诗：“儿童冬学问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见人”。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此“冬学”和苏武所说“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简易为师，童子几百人……而日进”中所述“小学”，当属此类私学。入学学生不受年龄限制，以相应程度为准。虽以儿童为多，但也有青年或成人。

蒙学教育一般说，是以授书、背书和写字为最基本的内容，教学中强调牢固记忆和基本训练及培养儿童符合封建伦常道德的品质和习惯。

经馆是经过蒙学识字教育之后，逐渐进入以应科举为目的、程度较高的私学阶段。由于科举制的影响，士人出仕，必须投靠经师教授。因此宋元明清时期，经馆阶段私学，甚为发达。耐德翁《都城纪胜》记载：“都城内外……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年，登第补中舍选者。”经馆的教学内容，主要为儒学经典及注疏文学，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元明以后，强调学习朱嘉《四书集注》，同时兼习史书选篇及历代名家散文，从中学习古文，还要诵读诗赋。此时还要求学生开始学作诗赋和八股文章，广泛涉猎“程墨”、“房稿”之类的时文，作为科举应试的准备。

私学教学组织一般不采用班级制，而是在总的“教学计划”下，个人进度不一，教师个别教授，这种方法在有的教师手里，有因材施教的效果。私学中，学规极严，订有严格的罚则，除罚站、罚跪外，经常使用戒尺“打手心”、“笞臀”等体罚，严重影响儿童身心的发展。

私学教师的水平相差极为悬殊，教师的旨趣也有很大不同，有的是“不屑仕进”、“耻事权贵”；有的是“不与时俯仰”，从而“隐居教授”，有的当朝士大夫以“传道授业”为儒者要务而“授徒讲学”，但更多的是屡试不第，为了养家糊口而“教授乡里”。但因从事私学教学者人数众多，再由于私学办学不拘条件，教学制度较为灵活，因此，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私学之设比比皆是。私学中培养的人才，以及为巩固封建制度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甚至为官学所不及。

二、蒙养教材

在历代私学教育中，蒙养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是值得重视的。

（一）蒙养教材的由来和发展

所谓蒙养教材是指童蒙阶段所使用的识字课本。早在先秦时期私学产生以后，就用字书进行识字。字书有三字、四字、七字为句的。四字为句的字书创于周之《史籀》，已失传。秦有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汉初，闾里之师将这三篇合一，仍称《苍颉篇》。但其中重复字多，后扬雄作《训纂篇》，顺续《苍颉篇》除掉重复字。班固继扬雄作十三章，内容不外是儒经的要点。和帝时贾妨又作《滂熹篇》。后人遂以合并后的《苍颉篇》为上卷，扬雄的《训纂篇》为中卷，贾鲂的《滂熹篇》为下卷，合称《三苍》，全书早佚。在王国维的《流沙坠简》中，载有散存的《苍颉篇》四篇，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字书了。

    三字、七字为句亦叶韵易读的字书创于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仿《凡将篇》的体裁作《急就篇》。《凡将篇》已失，现存《急就篇》，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蒙书。它由章句组成，其文三言、四言、七言都有韵，共两千多字。写法是领述五句之后便是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应用字。这种用韵语把日常生活常用的字汇编在一起的办法，既便于记忆，又切合实用。《急就篇》盛行于汉、魏晋南北朝以至于南宋。顾炎武《日知录》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影响极其深远。

（二）封建社会后期的蒙养教材

宋元明清时期私学的蒙养教材是在汉唐使用《急就篇》、《开蒙要训》等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较前代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提高。当时所用教材，据南宋项世安《项氏家说》载：“左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陆放翁诗自注云：“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可见南宋时村塾所用教本除早有流传的《蒙求》、《太公家教》、《千字文》外，又有《百家姓》、《三字训》等书。而沿袭到元明时期，使用最普遍、流传最长远的则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书。

《三字经》相传为宋王应麟所作，也有人认为系宋末区适子撰或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但究竟何人所作，尚难断定。该书言简意赅，全书从教育重要性开始，随即提出封建教育纲领，进而介绍一些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知识，历代勉学，好学事例等等，内容丰富。全书1068字，反复字五次以上者不及十分之一。在编制方面，采用三字一句叶韵成文，便于记诵，很有特色。

《百家姓》相传为宋初人所作。内容以名字姓氏，联四字为句，俱为叶韵。后世所传者共六百余字，文字殊无意义，仅为学塾识字之用。

《千字文》相传为梁武帝周兴嗣所著。唐代已经盛行于世。其内容包括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各方面，四字一句，共250句．恰为千字。

[1] 《汉书·张仓传》。

[2]皮锡瑞；《经学历史》。

[3] 《汉书·董仲舒传》

[4] 《后汉书·马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