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位于欧洲南部，其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爱奥尼亚海的岛屿、今土耳其西南沿岸地区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东部沿岸地区。

希腊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过程通常被划分为四个阶段：1．荷马时代（公元前1100～公元前800）；2．古风时代（公元前800～公元前500）；3．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公元前330）；4．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0～公元前30）。

一、荷马时代的教育

公元前1100～公元前800年之所以被称为荷马时代，是因为关于这个时期的资料主要来自《荷马史诗》。《荷马史诗》相传为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的盲诗人荷马所作，包括《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两个部分。史诗主要叙述了希腊人攻打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的前后经过，歌颂了阿喀琉斯（Achilles）、奥德修斯（Odysseus）等希腊英雄的业绩。由于这个原因，荷马时代又被称为“英雄时代”

从《荷马史诗》的有关文字中可以看到，在荷马时代，尚等未出现学校这种专门的教育机构，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主要是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进行的。通过参与成年人的各种活动，儿童和青年逐渐获得了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内容大致以军事和与军事直接有关的知识、技能为主，同时也注重演说能力的培养。在《荷马史诗》中，包括阿喀琉斯在内的大多数英雄既是武艺高强的战士，同时也是在议事会上能言善辩的演说家。这反映了军事民主制社会的基本要求。荷马时代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道德教育。《荷马史诗》中所歌颂的英雄都是品行高尚、人格健全的道德典范。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各种为社会所肯定的美德：勇敢、正义、忠诚、大公无私、热爱集体、智慧，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在对青年人的教育中，道德教育所占据的地位。

概括地说，荷马时代的教育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像阿喀琉斯那样勇敢、武艺高强和像奥德修斯那样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的武士。

虽然荷马时代的教育还处于较为低级的发展阶段，但是，它对希腊教育的历史发展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荷马史诗》始终是希腊人教育年轻一代的重要教材，自有学校后一直是希腊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其次，荷马时代教育中着重培养的道德品质，不仅成为希腊人的重要道德规范，也始终是希腊学校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荷马时代教育中所具有的既注重个性发展又重视群体利益、既强调实行实干又注重雄辩、谋略的特点，事实上为后来希腊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深刻的历史基础。

       二、古风时代的教育

古风时代希腊社会最为重大的变化是最终完成了从氏族制度向奴隶制的转变．形成了奴隶制国家、即城邦（polis）。所谓城邦，是指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主权国家。从公元前吕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先后出现了几十个城邦。在众多希腊城邦中．斯巴达和雅典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们先后称雄于希腊世界，在希腊历史上占有中心地位。

（一）斯巴达教育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平原以北群山深锁，向南为沼泽地，由此延伸入海。斯巴达土地肥沃，易于耕作，但由于没有适宜的港湾，因而与外界的交往甚为不便。斯巴达封闭的地理条件，对其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均有一定的影响。

斯巴达国家的居民分为三个等级。期巴达人为第一等级，是城邦的公民，享有一切特权。斯巴达人是入侵的多里安人（Dorians）的一支，他们的人数较少，仅9000户、30000人。第二等级是皮里阿面人（Perioeci），他们领有土地、经营农业，也从事工商业。他们虽不是奴隶，但也不具有政治权利。第三个等级是希洛人（Helots），他们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为被征服的奴隶，不具有任何政治、经济权利，约有30万人。为了维护其统治，斯巴达实行举国皆兵的体制，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军营。

在斯巴达，教育被当做一项极为重要的国家事业。传说中的斯巴达国家的立法者来库古（Lycurgus）就曾指出，教育是一个立法者应该加以考虑的最主要和最重大的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斯巴达的教育完全由国家控制。

斯巴达人实行严格的体格检查制度。公民子女出生后，由长老代表国家检查新生儿的体质情况。只有那些体质健康的新生儿，才被允许抚养。身体孱弱或有残疾的新生儿则被弃之荒野。实行体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种族在体质上的“优越性”，并有利于培养体格强壮的战士。

在7岁以前，公民子女在家中接受母亲的教育。从7岁至18岁，儿童进入国家的教育机构，开始军营生活。在这个阶段，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严格的军事体育训练和道德灌输，使儿童养成健康的体魄、顽强的意志以及勇敢、坚韧、顺从、爱国等品质。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五项竞技”（即赛跑、跳跃、摔跤、掷铁饼和投标枪。这些同时也是古代奥运会的主要比赛项目）、神话、传说。此外，儿童也参加祭神、竞技和各种仪式。

在国家教育机构中，儿童按年龄分成若干小队，挑选勇敢机智的儿童担任队长，由20岁左右的青年担任教官（被称为埃伦）。在埃伦之上，由“最高尚、最优秀”的公民出任派度诺米（即儿童们的监督者），负责对儿童的教育。与此同时，斯巴达的老人们也经常来监督儿童的教育，并对犯了错误的孩子进行惩罚。

为了使儿童养成坚毅、刚强、机警等品质，教育机构中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儿童们头蓄短发、赤足行走，并且睡在用芦苇编辑的草垫上，而芦苇则是儿童用手从河中拔来的。由于经常吃不饱，儿勇常常被唆使去偷窃，如被发觉，将受到鞭打，以此惩罚他的迟钝。

从18岁起，公民子弟进入高一级的教育机构——青年军事训练团（ephebia）。入团前，青年们在神庙的祭坛前当众接受鞭打的考验，凡能忍受者为合格，忍受鞭打次数最多者为优胜，将受到奖励；哀号求免者被剥夺入团资格。青年军事训练团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其中的一个重要科目是所谓的“秘密服役”，即在夜间对希洛人进行突然的袭击。

年满20岁的公民子弟开始接受实战训练，到30岁，正式获得公民资格。

与绝大多数古代国家不同的是，斯巴达人非常重视女子教育。女子通常和男子接受同样的军事、体育训练，其目的是造就体格强壮的母亲，以生育健康的子女。女子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当男子出征时，妇女能担负防守本土的职责。

（二）雅典教育

雅典原是阿提卡半岛上一个城市的名称，阿提卡统一为一个城邦后，它成为这个国家的名称。雅典三面临海，有良好的海运条件，易于航海和商业贸易。

公元前683年，雅典结束了王政时代，向奴隶制社会迈进，并逐步形成了城邦。在早期，雅典和斯巴达一样，也实行贵族统治。从元前594年至公元前593年梭伦（Solon）改革开始，中经前509年至前508年的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雅典逐步向奴隶主民主制度过渡。这对雅典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与斯巴达一样，雅典城邦也高度重视教育。早在公元前6世纪，梭伦立法中就明确规定，父亲有责任让其子女接受适当的教育，否则，子女成年后有权不赡养父亲。但与斯巴达不同的是，雅典人认为，要培养公民在履行公共义务时所应具有的理智、聪慧和公正等品质，这是要由国家来规定的。但是，在如何安排个人的闲暇时间以及勇敢、强壮等品质的培养上，就不能完全依靠由国家控制的教育。由于这样的原因，雅典盛行私人办学，国家只负责16－20岁青年的教育。

公民子女出生后，也要进行体格检查，所不同的是，雅典儿童的体检是由父亲负责进行的。7岁前，儿童在家中由父母养育。7岁以后，女孩继续在家中，由母亲负责教育，学习纺织、缝纫等技能。男孩7岁后则开始进入弦琴学校学习。弦琴学校主要教授音乐、唱歌、朗诵等。以后又出现了文法学校，教授读、写、算等知识。这类学校是私立、收费的。儿童上学、放学均有“教仆”陪同，以避免儿童接受街头的不良影响。教仆大多为有一定知识的奴隶。弦琴学校和文法学校的教师一般是有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也有一些是赎身的奴隶。

到十二三岁左右，公民子弟一方面继续在弦琴学校和文法学校学习，另一方面则进入体操学校（又称角力学校），接受各种体育训练：游泳、舞蹈、赛跑、跳跃、摔跤、掷铁饼、投标枪，其目的在于使公民子弟具有健全的体魄和顽强、坚韧的品质。到15－16岁，大多数公民子弟不再继续上学，而开始从事各种职业，少数显贵子弟则进入国立体育馆，接受体育、智育和审美教育。从18～20岁，青年进入青年军事训练团，接受军事教育。到20岁，经过一定的仪式被授予公民称号。

从全面的观点看，古风时代并不是雅典文化、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尽管如此，在古风时代，雅典已初步形成了明显不同于斯巴达教育的特征。与斯巴达相比，雅典教育的制度化程度更高一些。不仅如此，与斯巴达单一的军事体育一道德教育相比，雅典教育更注重多方面的教育和陶冶。

三、古典时代的教育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时期，希腊的奴隶制经济得到重大发展，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邦，奴隶制已进入“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马克思语）的阶段。这个时期，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得以最终确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达到了全面繁荣的阶段。

（一）古典时代的雅典社会

公元前499年，以米利都为首的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展开了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起义得到了雅典的支持。起义失败后，波斯为“惩罚”雅典、进而征服全希腊，于公元前492年、前490年两次大举进犯希腊，均遭失败。前480年，波斯发兵第三次进攻希腊，出于民族的共同利益，希腊30多个城邦自动组成了以雅典为首的反波斯同盟。经过萨拉米、普拉提亚、塞斯托斯三大战役，希腊人取得了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迫使波斯于前448年签订和约。

希波战争的胜利，在希腊历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其中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雅典确立了它的海上霸权，并促使其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在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雅典的民主制度进一步成熟。在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500～前429）当政时期（前461～前429），由于采取种种措施，政治进一步向公民开放，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得到保障，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但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全盛同时也潜伏着导致它衰落的深刻危机。雅典公民民主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而奴隶则主要来自海外。因此，要保存雅典民主制度．惟一的出路就是对外扩张。而这又必然与斯巴达等希腊城邦的利益发生冲突。正是在住种用利益的冲突中，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１～前404）。这场战争以雅典战败、斯巴达取代其霸权而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完全衰落。

（二）文化的繁荣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希波战争结束后，随着雅典经济的调整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确立，希腊文化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传统的贵族文化开始向公民普及，并产生了像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爱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les）这样的戏剧作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前485 ~ 约前410）、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和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等著名的哲学家。

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的重大变化，希腊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传统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面临挑战，怀疑和否定的倾向盛行，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成为一种时尚，个人主义普遍流行。简言之，希波战争后，雅典社会进入了一个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时代。

由于这些原因，从前5世纪中叶开始，希腊人的理论兴趣逐渐从过去对自然现象的关注转向对社会、道德和人自身的探究。在早期智者和苏格拉底那里，希腊哲学完成了从自然哲学向社会人事哲学的过渡。希波战争后希腊社会内部的冲突严重，促使人们不断思考一系列重大的人生、人事问题：什么是幸福和快乐？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应当追求什么理想？怎样才能获得善行和美德？作为一个统治者应当具有什么品德和才能？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当时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正是在解答这些问题的努力中，形成了前5世纪丰富的政治理论、道德学说。也正是在这种努力中，产生了希腊教育思想的第一次重大发展。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以后，希腊（尤其是雅典）社会又一次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并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由于民主政治的衰落，由于城邦内部党派斗争的日益激烈和残酷．雅典人原有的政治烟相和道德观念面临崩溃。

   民主政治的衰落、道德的普遍沦丧，客观上要求人们深入探讨摆脱社会危机的途径，探索新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寻求新的政治体制和治国方略。由于这个原因，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的政治、伦理学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哲学的繁荣又直接促进了教育，特别是教育思想的大发展。

（三）古典时代的雅典教育

古典时代是希腊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以智者的出现为标志希腊（尤其是雅典）教育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所谓“智者”（sophistes，又称诡辩家），在前5世纪后期主要指以收费授徒为职业的巡回教师。这些人云游各地，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以传播和传授知识获得报酬，并逐步形成了一个阶层。智者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Gorgias）、普罗狄克斯（Prodicus）、希庇亚斯（Hippias）、安提丰(Antiphon和克里底亚（Critias）等。

智者派产生于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的鼎盛时期。它深刻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当时在希腊世界（尤其是在雅典）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智者派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派或学术团体，智者们也没有统一的哲学主张和政治见解，但是，共同的职业、共同的治学内容以及共同的时代要求，赋予智者以共同的理想倾向和价值观。作为智者派共同的思想特征是：相对主义、个人主义、感觉主义和怀疑主义。

在智者看来，一切知识、真理和道德都是相对的，都有赖于具体的感知者。在一个人看来是真的，就是他所说的真。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主观意志。普罗泰戈拉指出：“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由此，他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1]

应当指出的是，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中的个人，主要是指个别的、具体存在的人，也就是个人。以个人作为判断事物存在与否、真假、善恶的惟一标准，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朴素的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智者不仅在希腊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西方最早的职业教师，他们对希腊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同样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一，智者们云游各地，授徒讲学，以钱财而不以门第作为教学的惟一条件，这不仅推动了文化的传播，而且，由于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因而促进了社会的流动。第二，智者适应了时代对辩论、演讲的广泛需要，抱着实用的目的研究与辩论、演讲直接相关的文法、修辞、哲学等科目，并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人，因而，既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又扩大了教育内容的范围。西方教育史上沿用长达千年之久的“七艺”中的前三艺（即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正是由智者首先确定下来的。第三，智者们最为关心的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并把系统的道德知识和政治知识作为主要的教育内容。这样，不仅丰富了教育的内容，而且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教育——即政治家或统治者的预备教育。这种教育是奴隶主民主政治发展到鼎盛时期所必然产生的客观需要。智者派的教育活动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并使这种教育得以确立。不仅如此，随着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衰落，这种教育不但没有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反而另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

智者派不仅直接促进了希腊教育实践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希腊教育思想的进一步丰富。智者们虽然没有留下非常系统的教育著作，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思想，但从一些智者的著作残篇来看，智者派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是非常广泛的。

作为职业教师，智者们已经较为明确地意识到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并开始自觉地把教育现象与政治现象、道德现象等社会现象相区分。他们把教育过程当做一个运用禀赋、进行练习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确地认识到，教育与政治、道德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教育在国家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普罗泰戈拉指出：“一个合理的国家的所有公民，包括坏的公民在内，比起一个既无文化，也无正义，也无法律，更无使公民养成公正习惯的强制力的国家的公民来，都要更好更正直。他们的这种优越性要归功于他们国家中的法律、教育、文化。”[2]再一方面，智者（尤其是普罗泰戈拉）反对道德天赋论，强调道德是人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而获得的。

在希腊教育的发展史上，智者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智者的出现表明，在希腊，职业教师已逐步取代原有的“大众教师”（如诗人、戏剧作家），教育工作已经开始职业化。这对提高教师的地位、提高教育工作的成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也由于职业教师的出现，教育活动的内容、方法逐步规范化，这同样有助于教育的进步。智者对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正是由于智者的出现，希腊教育思想才真正成型。这主要表现在，希腊教育思想所探讨的基本问题，大多已由智者提出，并在不同程度上作了理论的探讨。另一方面，希腊教育思想中的一些基本范畴、命题、原理，在智者们的言论中也或多或少的涉及了。简言之，在智者的教育思想中，已经包含了全部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方向。

在古典时代，希腊教育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在雅典，逐渐形成了文字教师与音乐教师的分工，文法学校与弦琴学校从此分设。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出现了一些由著名学者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前390年（或前392年），著名修辞学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一前338）创办修辞学校。前387年，柏拉图创办学园（阿加德米）。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创办学园（吕克昂）。前200年，这些高等教育机构合并成为雅典大学。

四、希腊化时期的教育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开始向东扩张，先后征服了希腊、小亚细亚、叙利歪、埃及和印度（部分地区）等地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军事帝国，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和教育相融合的新时期。亚历山大死后，他所建立的帝国分裂为若干王国。这些王国以后相继被罗马灭亡。亚历山大的军事扩张，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希腊文化的广泛传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希腊化时期的教育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在希腊世界内部，由于城邦的覆灭，曾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希腊文化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因而，在希腊化时期，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变化呈现出明显不同于古典时期的特点。

在希腊化时期，教育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希腊，特别是雅典的学校教育制度，广泛地传播到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埃及等广大地区，从而对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二，文化和教育中心的转移。在古典时期，雅典一直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在希腊化时期，文化和教育的中心逐步转移到亚历山大利亚城。该城由于拥有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和气象台，而成为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在整个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利亚城事实上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希腊的初级学校发生蜕变。在古典时期，希腊的小学通常多注重实施以德育、智育、美育和体育为基本内容的多方面教育，以促进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和谐发展。而在希腊化时期，由于城邦的覆灭，带有军事目的的体育首先被取消，美育逐步被削弱，小学教育的内容主要局限于读、写、算等知识性科目。第四，在希腊化时期，原有的中等教育机构——体育馆（Gymnasium）为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所取代。与此相联系，中等教育日益偏重于知识教学，尤其强调文学教育，体育和美育被忽视。中等教育也逐步偏离了希腊教育的传统，其功能逐渐萎缩。第五，希腊化时期教育中真正得到明显发展的是高等教育。除原有的柏拉图的“学园”(Akademia)、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Lyceum）和伊索克拉底开办的修辞学校之外，出现了由芝诺（Zenon Kitieus，前336～前264）开办的斯多葛（Stoics）学派的哲学学校（前300年）和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开办的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学校（前311年）。公元前200年前后，上述四所学校合并成为雅典大学（University of Athens）。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公元2世纪至3世纪雅典大学成为非常著名的学术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的中心，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众多学子，为传播希腊的文化、科学和学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公元313年基督教被定为国教后，雅典大学开始衰落，公元529年被关闭）。从另一方面看，与希腊化时期的整个教育状况一样，这个时期的高等教育也呈现出某种蜕变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的内容逐步压缩，日益侧重于修辞学的教学。由于城邦的沦陷和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衰败，演说、雄辩已失去原有的实际功用，因此，修辞学的教学逐步陷于形式主义的泥沼。

[1]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名著选读》上卷，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引自赵祥麟以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1卷，2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