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简答论述

　　1、简述欧阳修散文平易的文风

　　欧阳修的文章平易近人、纡曲蕴藉。他继承了韩愈散文文从字顺的要求，摒弃了怪奇的文风，能愈雄奇于畅达，在平常中见隽远。在文体形式上，他认为骈体文“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吸收其有益成分，增加了散文的节奏感和情韵之美，并将古文笔法融入骈文写作之中，开创了宋代四六文的新体式，在欧阳修的努力下，古文在文章写作中的主导地位确立起来。欧氏的平易文风也成为宋文的代表文风。

　　2、简析柳永词中女性形象的特点

　　柳永的词作中除了描写闺怨思妇的生活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他的“狭邪”生活。这些词主要以歌妓生活为描写对象。由于柳永与与她们接触较多，理解并同情她们的遭遇和内心痛苦，因而除了一般的描摹她们的玉肌琼艳、表现她们欢聚别离之外，柳词还更细致地写道她们的身世经历和心理活动，如写她们“刚被风流沾惹”的羞怯，因悔悟“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而产生的“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的愿望。一般而言，这些歌妓的形象是泛化的，并非特指，是为投合一般读者的欣赏要求而制作的。

　　3、简述苏轼理趣诗的特点

　　苏诗中有不少理趣诗。所谓理趣诗，就是诗人在写景、咏物、记事之中，有意识地阐发某种生活哲理，表达对人生的思索。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新泥”，以蕴涵哲理的比喻表达了对人世变迁的惆怅之情；而《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借写景而谈处世哲理，成为理趣诗的名篇。苏诗中的“理”，不是玄思和吊诡，而是生活中随感而发的感想，在习以为常中给人以新的启迪。另外，苏诗理趣诗中还有谈佛论禅之作，如《琴诗》，借咏琴而阐发禅理，别有韵味。谈空说有乃至“借禅以为诙”之作也不少。然真正富于理趣的还是诗中采集的那些生活中迸发的星火。

　　4、简析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观

　　北宋诗人黄庭坚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他见于当时党争中以诗干政的风气，反对用诗直接比附时事的作法，提倡诗歌的相对独立性。在创作中，他放弃了白居易以来的诗歌讽喻传统，将创作的重心放在展现个人的精神世界方面；同时有反对在诗中放纵情感认为作诗应以“养心治性”为根本目的。如他的《登快阁》一诗中“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表现了诗人摆脱俗物、在观赏自然中回复真实自我的愉快心情，从颌联中，有可见出诗人心境又是非常淡泊、平和，展示了一个迥于流俗、孤高的士大夫的内心世界。由于黄诗中有意排斥了反映民生、议论时政的创作题材，因而使他的诗歌世界受到很大的局限，诗人觉得诗人有意回避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使之他的诗歌成就大大打了折扣。

　　5、简述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

　　李清照继承婉约词风而能更进一步，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艺术造诣。

　　首先，她的词从题材到风格形成了以婉约柔媚为主的女性化特点，展现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十分特殊的知识女性的心灵世界。

　　其次，她的词能集雅俗于一体，将极精美雅致的画面于极通俗真切的情事结合在一起。另外，她的语言既充分发挥了婉约词家精于修辞、造句精巧的特点，又往往贴切生动地化用口语，比喻的惊奇，铺叙的自然，都令读者叹服。如她晚年代表作《声声慢》，将“物是人非”等具体情事完全隐去，而集中描写“愁”的过程、情态本身；通过如实地铺叙景物，真实展露词人孤独寂寞、凄凉无奈的精神状态；一连串的反诘句式，在绝望中却透露出作者一贯的刚强性格‘起首连用十四叠字，更被誉为“公孙大娘舞剑手”。正是由于李清照丰富的情感和杰出的文采，使她的词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无怪乎后人称“婉约以易安为宗”。

　　6.简述杨成斋体的特点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杨万里的写景方面的诗为“杨成斋体”。

　　杨成斋体的特点首先是，善于以诗人的独特眼光发现和捕捉事物的生动形象，同是赋物写景，诗人抓住在瞬间打动诗人的生动形象，让它保持全部的新鲜感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晓行望云山》，描写的是自己的新鲜感觉，展现的是诗人的心灵世界。

　　其次是语言幽默，诙谐洒脱，处处展露出诗人的透脱胸襟。诗人虽触而发，在适当的情景中巧生联想，揭发习惯的可笑，揭示某些生活哲理，流露出诗人的涵养和卓识。如《戏笔》似是嘲笑天公的吝啬和自己的贫穷，其实透露出诗人为性情怡悦于自然而感到的快乐，表现了诗人乐观洒脱的人生态度。

　　另外，语言通俗生动，大量化用口语俚语入诗。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这种语言风格是诗人对自然真趣的一种追求。

　　诗人将描写题材局限于自然景物，过于追求轻巧新奇，是诗境流于琐细，思想不深，语言有时不善拣择，“粗头乱服”，这些不足之处与诗人杨成斋体体现出的“真处”、“性灵”相比，毕竟是璧中之瑕。

　　7.论述陆游诗歌的艺术特色

　　陆游在南宋诸位诗人中，诗的境界显得最为开阔，风格最为多样，语言运用也最为自如。

　　首先，想象丰富，气势豪壮，是陆游诗最鲜明的特色。他常常运用幻想、夸张等手法，突破现实环境的束缚，使诗歌境界变得空前阔大。如他的记梦诗，便大量溶入了唐代边塞诗歌的意象、情节，在南宋的残山剩水之外为人为展现了辽阔中国的壮丽特色，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他的豪壮气概更充分地体现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上，如《金错刀行》，在与苟安现实相对立中，这个自我形象往往浸透着李白那种狂放精神，在抒发壮志未酬的悲哀时，诗人的咏叹又往往具有杜诗沉郁苍凉、宏阔深沉的格调，如《书愤》。

　　其次，观察入微、描写入画，是陆游诗的有一特色。他善于随时随地从自然和生活中汲取诗材，许多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记叙细腻，写景清新，笔调圆匀，如“傍水风林莺语语，慢园烟草蝶飞飞，”描写既精细又自然，“明白如画，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刘熙载《艺概》）。

　　再次，精于锤炼，巧于裁剪。陆游诗思既多，又富才情，而且不忘锤炼，“使事必切，属对必工”，“对仗工整，使事熨帖，当时无与比埒，”如“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

　　另外，陆游诗风格多样，内容丰富，取法活泛，也是他的诗重要特点。朱熹、姜夔、方回、罗大经等人对此评价很高。

　　总之，陆游诗可以说是南宋最有成就的伟大诗人，但在艺术上继承的成分仍较多，独创革新的努力尚嫌不够。

　　8.论述辛词的艺术风格

　　辛词在艺术上继承总结苏轼豪放词、南宋爱国词的传统，并广泛学习借鉴其他词风、其他词人的成就，使其词境也变幻多姿、空前丰富。

　　首先，辛词最主要的风格，是由其内在英雄气概决定的豪放风格。辛词的豪，一方面更为沉着，更具实在内涵；另一方面则更为恣肆，更加不受拘束。除了直接记叙战斗场面、抒写英雄不平之事外，进入辛词的一切，无论动植生物，水月风光，还是人文产物、抽象思想，差不多都经过想象的改造，获得了奇特新颖的形象。他尤其爱写那些空间阔大、动态极强的事物，如写自己隐居出的山：“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这与其说是写山，不如说是写自己心中的波涛汹涌。他还喜将时间和性质上相距甚远的各类事物汇聚为一体，往往一阕之内既写功名事业，又写道德文章，又有山水景物，又有古人今人。他更善于运用记梦、游仙、问天等手法，表现自己的不羁情怀，展示精神世界的升腾。又由豪放转入深沉，使辛词具有一种特有的意味和韧劲，如写他追述金兵入侵历史、抒写家国的词作《菩萨蛮。书浙江造口壁》，不过短短八句，既叙述了历史现实，又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和痛苦。借助由山、水形象组成的深远动人的词境，抒发了作者对历史现实深沉的情感，而又带有婉约词意味蕴藉的特点。

　　运用婉约的风格而寓以“伤人心别有怀抱”，是辛弃疾的另一擅长。如词境深婉的《青玉案。元夕》。辛词更善于借婉约的故事写政治的哀怨，为柔媚之词注入骨气，如《摸鱼儿》表面写《长门赋》的故事，实际上表达的是作者对当国者的怨恨和希冀，作者赋予这个题材本身以更深刻的含义，而在运用婉约的形象、语言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所写的“宫怨”故事本身也非常哀婉动人。

　　其次，谐谑和反讽，是辛词另一种特殊风格。

　　9试述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

　　元杂剧的兴盛，指的是出现了一大批作家、一大批作品，而且戏剧活动及其普遍而频繁。就其社会原因而言，是经济、政治、作家构成、演员技艺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元代城镇经济的相对繁荣，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元代前期，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戏剧这种最富于群众观赏性的文艺形式，便适应城镇和商贾市民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要求，迅速的兴盛发展起来了。商业性的游乐场日益增多，这就为杂剧演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在北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戏剧活动在节日、庙会常常不定期的开展，并出现了固定的演出场所-戏台。也有力的促进了元杂剧的兴盛。

　　其次，元代政治对杂剧的兴盛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元代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在元代初年比较尖锐，这不仅造成了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激发了人民的愤怒和发抗情绪。而杂剧正是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最足以表现人民的愤怒情绪和美好愿望，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元代初年在军事、政治方面严加防范，而在经济、文化艺术、道德思想上却是相当放松的；由于元代初年禁锢人们头脑的儒家思想受到了动摇，这对人们的思想是一次很大的解放；蒙古统治者由于语言、文化和习俗的隔阂，对中原文化还不甚了解，使他们不自觉地对杂剧表演内容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共同促成了杂剧的兴盛。

　　再次，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下，促使大批文人投身于杂剧创作，这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金元之际，文人沦为奴隶的极多；元代实行的民族歧视，使广大汉民族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普遍降低；蒙古灭金后，停止科举考试将近八十年，文人入仕的机会相对地说要少多了他们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由于元代统治者重实用、轻文学，即使文人入仕，也多不受重用，故而流传“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正是当时文人社会地位如此低下，使一大批文人以杂剧创作为生，大大壮大了杂剧创作的队伍，提高了杂剧的质量。同时，社会地位的低下，也促使文人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更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这就有利于杂剧作品思想艺术成就普遍提高。

　　最后，大批著名演员的出现也是促进元杂剧兴盛的原因。元代杂剧演员数量极多这在夏庭芝的《青楼集》，《马可波罗游记》都有记载。这些人有很多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这使得他们的表演能力大大地提高了，丰富和提高了杂剧艺术。而且，许多演员与杂剧作家有密切的来往，如朱帘秀与关汉卿，天然秀与白朴等。这也使她们能深刻地理解作家的创作心情与意图，有利于提高了杂剧表演的艺术水平。

　　10.简述元杂剧衰落的原因

　　元杂剧创作的衰微，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杂剧演出中心南移，用北方的语言、乐曲演出的、为北方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杂剧艺术，难以适应南方观众的审美需要。其次还有元代后期文人的社会地位逐渐发生变化，使杂剧作家将注意力转向仕途科举，创作热情降低，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使之同下层民众的联系日益疏远，造成了杂剧创作队伍的质量下降；统治阶级逐渐开始自觉地提倡儒家思想，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出现一大批道学味和方巾气极浓的作品，严重削弱了杂剧创作的思想价值；原来在南方流行的南曲戏文吸取了杂剧的长处，使杂剧无法于之竞争。

　　11.论述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悲剧命运的原因

　　关汉卿《窦娥冤》集中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和关汉卿的思想感情。其戏剧冲突有三个依次递进层面，即社会冲突、道德冲突、意志冲突。

　　首先，高利贷如羊羔二息的经济剥削，地痞流氓张驴儿父子的社会恶势力，糊涂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压迫，这“三座大山”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机缘。

　　关汉卿着力要表现的，并不是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道德与不道德的社会的冲突。杂剧中，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主要是守节守贞的传统同蹂躏节 *、鄙夷贞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挟，强行入赘蔡家，这种不道德的反常行为，在杂剧里反而被表现成一种习以为常、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传统道德遭到了强权的野蛮践踏。而窦娥与州官桃杌的冲突，也主要是窦娥相信官府、愿意“官休”的道德行为同州官桃杌弃廉明如敝屣、奉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径的冲突：“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结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窦娥也被冤枉地判处了死刑。窦娥冤案的根源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社会现实中，坚守传统的道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正是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除了道德冲突外，关汉卿还以形象的笔触揭示了表现在窦娥内心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不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从窦娥的悲惨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如她临刑前，感到天地鬼神昏愦任意把无罪之民推向绝境，又聪明得自觉为蒙冤之人昭显冤屈，天地鬼神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窦娥内心矛盾的形象表现。

　　《窦娥冤》全剧最后，窦恩德节、孝等道德情*，，终因窦娥感天动地的悲剧命运以及清官的秉公执法，而得以高度的彰显，这表现出作者对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的企望。关汉卿把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将其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各个阶层人们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

　　12.论述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悲剧命运的原因

　　关汉卿《窦娥冤》集中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和关汉卿的思想感情。其戏剧冲突有三个依次递进层面，即社会冲突、道德冲突、意志冲突。

　　首先，高利贷如羊羔二息的经济剥削，地痞流氓张驴儿父子的社会恶势力，糊涂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压迫，这“三座大山”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机缘。

　　关汉卿着力要表现的，并不是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道德与不道德的社会的冲突。杂剧中，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主要是守节守贞的传统同蹂躏节 *、鄙夷贞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挟，强行入赘蔡家，这种不道德的反常行为，在杂剧里反而被表现成一种习以为常、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传统道德遭到了强权的野蛮践踏。而窦娥与州官桃杌的冲突，也主要是窦娥相信官府、愿意“官休”的道德行为同州官桃杌弃廉明如敝屣、奉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径的冲突：“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结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窦娥也被冤枉地判处了死刑。窦娥冤案的根源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社会现实中，坚守传统的道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正是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除了道德冲突外，关汉卿还以形象的笔触揭示了表现在窦娥内心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不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从窦娥的悲惨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如她临刑前，感到天地鬼神昏愦任意把无罪之民推向绝境，又聪明得自觉为蒙冤之人昭显冤屈，天地鬼神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窦娥内心矛盾的形象表现。

　　《窦娥冤》全剧最后，窦恩德节、孝等道德情*，，终因窦娥感天动地的悲剧命运以及清官的秉公执法，而得以高度的彰显，这表现出作者对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的企望。关汉卿把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将其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各个阶层人们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

　　13.简述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关汉卿以其卓越的戏剧艺术，屹立于世界戏剧艺术家之林。

　　首先，他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并参加了演出实践活动，促使杂剧艺术体制趋于完备，他对杂剧具有草创之功，对完备杂剧体制贡献最大不仅在外在形态上如一剧四折进行了探索，而且在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的安排上，关剧大多简洁、集中、激烈、机匠、意匠惨淡而又流转自然，处处都合乎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同时也处处都体现了中国戏剧的民族特征，成为戏剧艺术的典范之作。

　　其次，关剧题材广阔，无所限制，从而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戏曲多方面地表现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写什么像什么，让特定的情境和语言为刻画各种人物服务，从而塑造了一大批身份不同、地位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如坚强善良的窦娥，侠义机智的赵盼儿，胆识过人的谭记儿、勇武豪壮的关云长等

　　最后，语言风格豪放不羁，属于本色派。

　　14.试述《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形象

　　《西厢记》的突出之处，在于对崔莺莺的思想、感情、心理作了十分细致而深刻的刻画。

　　崔莺莺是相国千金，她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场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花落水流红，献丑万众，无语怨东风。”正是这种难以名状、难以捉摸的“闲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吟诗时，她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于是她陷入了情网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之苦。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

　　正在这时，变生意外，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张生仗义修书，请好友百马将军前来解围。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因怀疑张生此举有乘人之危之嫌，故而出尔反尔，躺他们以兄妹相称。这件事实际上赋予了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同时赋予了崔、张的爱情内在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生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这实际是表现莺莺的“假意儿”。可以看出崔莺莺要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在认可了爱情的合理性之后，她还不能不积蓄相当的心理准备，以便承受这种感情。

　　莺莺和张生木已成舟以后，老夫人*迫张生上京应考求官，他们的爱情又面临新的危机。长亭送别时的那段唱词，揭示出她复杂的心理。既担心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将自己抛弃。莺莺和张生的最后团圆，实在是得之不易的。

　　《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这样的恋爱心理及其展开过程，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

　　15.简述《梧桐雨》的思想倾向

　　《梧桐雨》是白朴创作的一出历史悲剧，取材于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白朴通过唐明皇的形象和遭遇，概括了一代王朝兴亡的变化，不仅有对亡国教训的总结，更突出地流露出对时世陵替、人生变迁、盛衰转化的衰愁、凄恻的感伤情绪，这与白朴词作中反复抒发的山川之异和沧桑之变的感叹是相通的。白朴对唐明皇既有讽刺、批评，又有赞赏、同情：讽刺其昏庸，批评其荒淫，赞赏其风流，同情其遭遇。这就形成唐明皇形象的复杂性，也造成了作品内容的复杂性。

　　16.简述马致远杂剧艺术上的特点马致远杂剧艺术上的特点，就是曲文充满强烈的抒情性，随处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感情，这就使他的杂剧具有浓厚的士大夫气，他兼有关汉卿的豪放和王实甫的文采，文辞典雅清丽，洒落激扬，《太和正音谱》比之为“朝阳和凤”。

　　17.简述元代历史剧的倾向

　　元杂剧里有不少以历代军事、政治斗争或文人为题材的历史剧，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历史剧，或则流露出金、宋文人士大夫的故国之思，或则表达了古代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或则总结历史教训，多带有强烈的现实感。其中以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成就最高。元代前期历史剧中的大量水浒戏，都是借水浒好汉扶贫济弱、除暴安良，为平民百姓伸张正义，表达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如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是其代表。还有一些以前代文人事迹为题材的作品，如王伯成的《贬夜郎》写李白，这些杂剧都多少表露出文人对于前途的绝望情绪和鲜明的归隐思想。

　　后期历史剧则更多地通过对古代“圣君贤相”、“忠臣义士”的表彰，要求恢复儒家仁政，振兴封建伦理，以挽救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如杨梓的《霍光鬼谏》等。以文人为题材的作品着重表现文人对仕途黑暗的怨愤和对功名富贵的热望，宫天挺的《范张鸡黍》是其代表。

　　18.简述元后期散曲的特点

　　后期散曲创作在数量上比前期更多，反映社会生活更广泛，作品多讲究清秀华丽、缠绵婉约，或多或少地带有江南文学传统的妩媚色彩。但后期总的创作倾向出现诗词化、规范化的倾向，风格趋向雅正典丽，更注重字句的锤炼、对仗的工整和典故的运用，逐渐失去了前期散曲所显示的民间文艺通俗平易的特色和质朴自然的意趣代表作家有张可久、乔吉等。

　　19.论述《琵琶记》结构布局的特点。

　　《琵琶记》在结构布局上，成功地运用了双线并进、交错映照的手法，以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悲欢离合构成两条线索：仕途与穷途，京城与乡村，富贵与贫贱，安乐与悲苦……两相映照，交错穿插，形成强烈的对比，并逐渐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如，写罢蔡父临死前大骂伯喈不孝，就写伯喈自叹“他乡游子不能归，高堂父母无人管”；写罢五娘兜土筑坟，立即写伯喈对月怀亲……这种一以贯之的往返映照，奠定了中国戏曲自由串联时空的流线型结构的艺术格局。这一结构给人一种立体的、流动的、联想的审美感受，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20.论述诸葛亮的形象

　　《三国演义》将诸葛亮塑造成有远大政治抱负和忠贞不渝的节*、有超世才能和智慧的德才兼备的完人形象，使之成为智慧和忠贞的典型，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作为一个贤相，诸葛亮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辅佐刘备，为共图王霸事业而奋斗了一生。蜀汉的兴衰，三国之间的每一次重大的军事、政治斗争，几乎都与诸葛亮有密切的关系。诸葛亮不仅有政治抱负，还有经天纬地之才，精通军事、政治、外交，通晓天文、地理，是一个才能和智慧的化身。他隐居隆中时，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初见刘备时便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战略思想；赤壁之战，他孤身入吴，舌战群儒，争取了强有力的同盟，在战役部署的各个环节上都料事如神，谋略上胜过曹*和周瑜一筹。此外如“三气周瑜”、“空城计”、“安居平五路”等，都展示出诸葛亮克敌制胜的谋略。刘备死后，小说进一步集中描写了诸葛亮对蜀汉统一大业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最后诸葛亮积劳成疾，死在征战途中。诸葛亮之死的一段描写，凝结了作者心中向往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在封建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看来，诸葛亮也是一个悲剧精神的形象。诸葛亮形象所体现出的理想和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完美的人格价值，对后世一直产生着积极的社会影响。

　　21.简述《水浒传》的情节特点

　　《水浒传》是在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长篇章回小说，在成书过程中内容情节不断增饰，由简到繁，最后以众英雄纷纷走上梁山聚义，受招安、征辽、平方腊、被奸臣谋害为情节主线，结撰成书。因此全书在结构上具有相对独立与整体一致相结合的特点。书中人物与情节的安排，主要是单线发展，每组情节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各个相对独立的人物故事根据聚义这条主线连结在一起。一个人物故事，就是一个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如武松的故事、林冲的故事、宋江的故事、等都具有这个特点。《水浒传》在结构上的这种独特性，较好地表现了全书的内容与思想。

　　22.简述《牡丹亭》的思想内容

　　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女主人公为“情”而死，死而复生的感人至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斗争精神；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冷酷和虚伪，作品在表现追求爱情自由的同时，寄寓了作者崇尚“真性情”的哲学思想，表现出与当时社会存在的正统理学观念相对立的意识。作者有意识地用“情” 与“理”的冲突来贯穿全剧，抒发对现实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憧憬。因此，《牡丹亭》比同时代任何一部爱情剧都具有更深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23.论述《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的形象

　　杜丽娘是我国古代爱情文学人物画廊中难得的典型形象。她生于名门之家，自幼受到封建文化教育和严格的管束，有如笼中之鸟，精神郁闷、苦闷。

　　陈最良对于《关雎》一诗“后妃之德”的解释未被她认同，反而激发了她青春的觉醒，打开了她久锢的心灵。游园中她第一次发现了大自然春天的美，也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美好青春，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春情，产生了对幸福人生的憧憬和对异性的渴望。而她生活的现实环境没有给她提供任何条件，她只有到梦境中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憧憬和追求。

　　梦中与情人的欢媾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而寻梦的失败又使她跌入无限的苦恼和悲怆。她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屈从现实，最终只得含恨为情而死。

　　进入阴界的杜丽娘，由于脱离了封建礼教的直接管束而更为大胆、更为痴情。她不满足以鬼魂身份与情人相会，她愿为情而再生。她毫无顾忌地与胡判官据理力争，使自己还魂复生：“冥判”后，她不用媒妁之言，自己去敲开情人的房间，发出“生同室、死同穴、永做夫妻”的海誓山盟。

　　复生后，她又一鼓作气，使自己的非法叛逆婚姻得到家长和社会的承认。

　　爱情可以使杜丽娘从生到死，从死到生，这不仅是作者对爱情的讴歌，更证明爱情的力量足以战胜封建礼教，这一生动的艺术形象完全体现了作者“理之所无”，而“情之所必有”的创作主旨。

　　杜丽娘的形象给那个时代追求爱情自由的青年男女以巨大鼓舞，同时流露出作家对所憧憬的美好生活的渴求。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带有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这是比元代《西厢记》等爱情故事表现的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更深刻的思想。

　　24.论述《牡丹亭》浓郁的浪漫色彩

　　《牡丹亭》主要的艺术特征是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首先，《牡丹亭》的理想色彩非常强烈。作者把杜丽娘作为理想化的“情至”的化身来描写，通过“梦而死”、“梦而生”的奇幻情节，揭示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冲击，对人的真性情的憧憬与追求，虽然这种冲击与追求带有受压抑的惆怅的感伤色彩，但却表现得异常强烈。

　　其次，作者是饱含着深情写作的，据焦循《剧说》载，他在写到剧中春香哭祭杜丽娘的情节时，竟“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

　　再次，《牡丹亭》在情节结构上充满了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如《惊梦》、《回生》等情节，都只是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事物。杜丽娘生前描绘真容，拾画者恰是生前梦中幽会的情人，而且又由于才子的痴情，与杜丽娘灵魂相会，最终是之复生，“异香袭人，幽姿如故”。作者的这一切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正是《牡丹亭》戏剧结构的支柱。

　　另外，《牡丹亭》的浪漫意趣还表现在全剧具有浓郁的抒情诗的色彩，处处充满诗的意境。他采用抒情诗的手法，倾泻人物内心的感情。《惊梦》、《回生》等出的许多曲词，将抒情、写景、刻画人物，紧密结合在一起，文才斐然，美不胜收，达到了传神的境地。如《惊梦》开始的［绕地游］、［步步娇］，这抒情诗般的曲词，把深闺少女愁闷孤独的感情，顾影自怜娇羞的神态，和摇漾的春色融合为一体表现得淋漓尽致，也给读者提供了再想象得天地。这样的曲词，即使没有音乐，也仍然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25.简述顾炎武诗歌的特点

　　顾炎武诗歌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他现存的四百余首诗歌中，绝大多数寓有强烈的家国兴亡之感，绝少世俗应酬之作，即便是拟古、咏史、写景、唱和之作也是如此。

　　其次，他的诗歌取材颇为广阔：晚明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清兵入关后残酷的屠杀和剥削、汉族人民的苦难和地壳敌忾，都在他的诗歌中反映了出来，因此被人称作“一代诗史”。如《京口即事》记叙了史可法督师扬州时，明朝爱国臣民对收复失地的希望和信心。

　　再次，他的诗歌风格雄浑悲壮，苍凉沉郁，语言却又朴素自然，兼有杜甫和陶潜的优长，并带有学者的气质。

　　26.简述苏州派的传奇创作的特色

　　苏州派的传奇创作在内容上具有三大特色：即讥切时弊、关注现实的现实精神，事关风化、劝善惩恶的教化目的，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平民色彩。由于苏州派作家多为生活于下层社会的布衣文人，这就使得他们的传奇创作充满了极为浓厚的平民色彩，获得了更为深广的群众基础。由于他们的传奇创作在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上具有大致相近的特征，形成了独具风貌的戏曲流派风格，从而使他们在明清剧坛上独表一帜，光耀百年。

　　27.简述李渔戏曲理论的特点

　　李渔杂著《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与《演曲部》，后人合编为“笠翁曲话”，是自成体系的古典戏曲理论专著。李渔的戏曲理论是以舞台演出和观众欣赏为立足点的，因此能够深刻地认识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的特性，要求戏曲真正成为场上之戏而不是案头之作。就作家创作与舞台演出的关系而言，李渔要求作家创作时要努力按照场上演出的状况去构思情节、塑造人物。其关键在于代人“立心”；就作家创作与观众欣赏的关系而言，要求作家的作品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当然，通俗并非不要文采，李渔提倡：“能于浅处见才，放是文章高手。”因此，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上，李渔第一次如此明确地阐述了戏曲创作与舞台演出和观众欣赏的关系，奠定了中国古代戏曲坚定的理论基础。

　　28.简述《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全剧表现了作者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并表现了正、邪两种力量的剧烈搏斗：正面力量有侯方域、李香君和其他复社人士，有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平民，还有主张抗清的史可法等官僚；反面力量则以阮大铖为代表的“弘光群丑”。正邪两种力量搏斗的最后结局，真正殒命的是阮大铖、马士英，而侯方域和李香君却历尽坎坷，最后团圆了。然而，侯方域和李香君在劫后重逢时，并没有丝毫的欢悦感，而是充满着破灭感和失落感。这种深沉的破灭感，不仅指明朝的溃亡。因为孔尚任对明季政治的腐败并无好感，对清朝统治者也不乏赞扬，他并没有像明朝的遗老遗少们那么浓烈的亡国哀痛。孔尚任以艺术之笔，强有力地刻画了历史的必然性破败，似乎饱含着一种对封建末世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对封建社会不可救药的急剧下沉趋势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29.简述《桃花扇》中“扇”的艺术作用

　　《桃花扇》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定情物桃花扇贯穿始终。这柄桃花扇，原本只是爱情的象征，但它一旦成为侯、李离合和南明兴亡的历史见证，便赋予人生理想的象征意蕴。“桃花薄命，扇底飘零”，这本身就给理想到上悲伤情调；而香君的桃花扇却是“美人之血痕”点染成的，这就更染上了悲伤的色彩；最后张道士裂扇掷地，隐寓地透露出理想的破灭，于是，“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30.简述《聊斋志异》中鬼狐花妖的形象特点

　　蒲松龄在刻画鬼狐花妖时，非常巧妙地把握住了他们作为物和幻化为人的双重性格特点，把他们写得“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而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首先，《聊斋志异》中鬼狐花妖本身的生物特点一般是很突出的。如《葛巾》中的牡丹花妖“宫妆艳绝”，“鼻息汗嗅，无气不馥”，充分体现了他们作为物的特点。

　　其次，蒲松龄在描写这些物的原形特点时不是为了炫异猎奇，而是作为他们幻化为人之后性格的一种补充，使人觉得这是人的性格的一种表现。像《阿纤》中的耗子精阿纤，作者写她“寡妇少怒，或与言，但有微笑”，“昼夜绩织无停晷”，而特别善于积攒粮食，虽然隐隐约约透露出耗子的原形特点，却也是概括了某一种类型妇女的善良、勤劳、谦抑而善于蓄积的特点。

　　总之，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鬼狐花妖更具有明朗的人情味，更有意识地、大量地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蒲松龄的一种创造。

　　31.试述《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形象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

　　其次，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也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却对封建社会最底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特别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贯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如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贾宝玉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形象，他不满意出身的贵族阶级极其生活，却并不知道什么是更有意思的生活，因而常常陷入了矛盾、苦闷、无可奈何的境况之中。他向封建的传统文化提出挑战和怀疑，却并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否定孔孟之道，斩断对寄生生活的眷恋。他追求高尚的爱情生活，却多少也夹杂了纨绔习气，可见他性格内涵的复杂。

　　32.简述龚自珍诗歌的艺术特色

　　龚自珍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是形式多样，境界奇肆，形象瑰丽，极富浪漫色彩。他继承了屈原、李白两位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常常通过奇特的构思、新颖的比喻，构成了鲜明生动的形象，奇丽壮观的意境，以表达其自由奔放的感情。如其最著名的《西郊落花歌》有句云：“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诗中写海棠的落花，奇思联翩，备极其致。诗人还常想落天外，喜用“风雷”、“秋气”、“童心” “剑”、“箫”等意象，以抒发自己深含的思想和感情。如“按剑因何怒，寻箫思不堪”。

　　33.简述黄遵宪诗的艺术特色

　　黄遵宪诗的艺术特色，首先是诗风豪迈奔放，格调高迈尤其是那些长篇巨制之作，如《逐客篇》、《番客篇》等，纵横开阖，铺展恢张，气势充畅，更给人以博大宏深之感。其次，他的诗歌疏于格律，选韵较宽，注意向民歌学习，语言通俗，在诗体革新上作了很大努力，反映了他近代诗歌发展的要求。梁启超评黄遵宪诗体革新的成就云：“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俗者，当推黄公度”。

　　34.简述章回小说的发展过程

　　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其形式特点是分章叙事，标明回目，故称为“章回小说”。

　　它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元讲史开始是口头讲述为主，分节讲述，连续讲若干次，每节用题目的形式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分章叙事、标明回目的形式起源，对章回小说形式的产生都有直接影响。

　　元末明初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讲史小说，章回小说初具规模。在内容上仍以讲史为主，但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作家加强了对人物和情节的艺术创造；形式上，这些小说分卷分节，每节有单句回目。

　　至明嘉靖、万历间，章回小说更加成熟。这表现在：内容上开始表现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如《金瓶梅》等，故事情节更加复杂，描写上更细腻，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在形式上，不是分卷分节，而是明确地分成多少回，回目也有单句发展成双句，通常一般每回开头有“话说”，结尾有“且听下回分解”等固定的形式。清代以后，章回小说在体例上进一步完善，如《红楼梦》最终确立了八言回目的完整体例，回目也更讲究对仗和创意。

　　35.简述姜夔词与周邦彦词、吴文英词的区别

　　姜夔的词承续北宋周邦彦一派，十分讲究音韵格律，然而姜夔的词风又于周邦彦明显不同，不再像周词那样讲求章法铺叙，词意密丽，而是追求意境幽远，情感杳渺。这种意境被张彦《词源》许为“清空”，即词的意境清冷幽僻，多从虚处着笔，旁衍侧应，很少直白抒情，借助暗示、联想和意境的渲染感动读者。这种作词法使姜词十分含蓄蕴藉，近于风雅兴寄之体。

　　吴文英在艺术表现上也很注重音律，讲求雅致，但他的词风又与姜夔明显不同，他不是避实就虚，将真实情感遮蔽起来，而是抛开一般的记事铺叙，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常常运用梦境，并多用指代、象喻，艳字丽词，意象词语的组织也常常出人意表。这些表现方式与词的深挚内容结合起来，收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描写恋爱经历的长篇《莺啼序》。张炎在《词源》中称吴文英词为“质实”，以与姜夔的“清空”相比，并批评他“凝涩晦昧”，“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

　　36.简要比较《长生殿》和《牡丹亭》结构及情感内涵的异同

　　《长生殿》和《牡丹亭》相比较，《长生殿》似乎有一个相似的情节模式：爱情理想在现实中破灭，在超现实中复生。然而二者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色调却是迥然不同的。《牡丹亭》里杜丽娘的爱情是一种无所外求的人的自然情感的外泄，《长生殿》里杨玉环的爱情则是一种有所外求的人的社会情感的表露；杜丽娘的爱情追求充满着主动自觉地为情而死的行动意志，杨玉环的爱情追求则表现为不由自主的激烈竞争的功利目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关系经由起死回生在现实中实现，杨玉环和李隆基的爱情关系经由出生入死在虚空中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