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轴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物质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这有中国的器物、科技、制造、作物、创造、发明等。中国科技对世界的影响发生很早。据记载，早在商代，中国人就以高超的制陶和铸铜技术对西伯利亚的卡拉克苏文化产生了影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中西交通。中国丝绸、漆器和铁器的外销，冶铁和穿井技术的西传，西域毛皮、马匹、瓜果、香药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输入，构成两汉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动景观。中国是产丝之国。中国的丝绸西传天山南北路，再传至中亚的大宛(今乌兹别克)、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大秦(罗马帝国)及身毒(印度)，然后辗转传到欧洲。著名的“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西亚各国和印度都称中国为“产绮之国”，古希腊人则称中国为“赛利斯”(Seres)，意思也是“产丝之国”。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兴盛时期。唐与中亚各国、与阿拉伯、与南亚各国、与非洲国家，特别是与东亚的日本、高丽等的交流十分密切。中国的陶瓷、炼丹术和近代化学传人阿拉伯和西欧，极大地密切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唐代都城长安在8世纪下半叶巴格达兴起以前，是亚洲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据记载，在长安城一百万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国居民约占百分之二左右，如果加上突厥后裔，则有百分之五。日本、高丽、百济、新罗以及吐蕃、高昌子弟来长安求学者有八千多人，这些留学生成为中国和亚洲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骨干。

        宋元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大事件莫过于纸和造纸法、雕版印刷术、罗盘(指南针)、火药等中国最伟大的“四大发明”的西传。马克思曾指出：在欧洲，“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大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也认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彻底地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发达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中国古代农业栽培技术对古代世界农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据资料，世界上660多种主要栽培作物中，起源于中国的就有136种，占20％以上，居世界第一。尤其是五谷之首的水稻，中国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文化中就已出现了稻谷，朝鲜、日本及美洲的水稻均由中国传人。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古代向西方输出了许多科技发明创造，例如链斗水车于1672年传人欧洲，轮辗磨于1607年传人，1200年传人冶金鼓风机，1556年传人旋转风扇，1500年传人活塞风箱，1126年传人钻井技术，1300年传人铸铁，1883年传人敞肩石拱桥，1741年传人铁索桥，等等。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动情地写道：“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或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与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居世界第一。”李约瑟著的长达2000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生动详实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伟大创造及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与影响。

    二、中国制度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这主要有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与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独具特色，首屈一指。西周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两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晶中正制、隋唐明清的科举制等，代代有创造有调整有发展。文官制度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与执行政务的可操作性。中国古代论政务，首辩君臣大义；君臣大义既明，则次论用人；征辟除授，选贤任能，则必讲求吏治；吏治清明，唯善是举，则谨防弊政；弊政若除，即可达到“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理想境界了。隋唐确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制似乎使封建统治者找到了选拔人才的良方，唐太宗李世民曾高兴地说：“天下英雄人吾彀中。”考试取官，平等竞争，无论寒庶，均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相对以前的世卿、察举制来说要合理得多，因而在中国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曾在元朝担任官职达17年之久的马可·波罗，以及在明朝时居住中国达30年之久的利玛窦，这两位意大利人都谙熟中国文官制度，在他们的《马可·波罗行纪》与《中国札记》中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深入介绍，表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钦慕之情。此外，像葡萄牙传教士科鲁兹著的《中国游记》、胡安·贡萨雷斯·德万多萨著的《伟大的中国》，也都对中国科举选士之法推崇备至，详作介绍。据资料，1570—1870年的300年间，西方国家出版的有关介绍中国文官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书籍竟多达70种。

中国的文官制度与科举制给欧洲启蒙思想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纷纷撰文表示赞扬。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官专制政府“乃建立于自然的最神圣的法制之上”，他“惟有信服赞叹，      心向往之”。对中国的科举制他也赞不绝口，竟然说：“人的头脑肯定想象不出一种比这更好的政府了。在这个政府里，一切都由一层层的大法庭所决定，而只有经过若干次严格考试才能被录用充当为法庭的成员。因此在这样的政府里皇帝就不可能为所欲为地行使权力。”(《论民族的精神与风尚》)孟德斯鸠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评态度，但却对中国的科举制赞赏有加，认为中国没有世袭的官吏和贵族，皇帝通过科举等途径选拔官吏，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有经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机会。考试内容是儒家经典，这有助于儒家思想治国(参见许明龙《孟德斯鸠与中国》)。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提倡的教育世俗化也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影响，认为中国公开竞争的科举制堪为典范，欧洲无法与之相比，希望欧洲也有类似的东西。

    探索官员的录用方法，一直是西方国家治理政务的重要课题，中国科举取士的制度给了他们极大启发。1866年10月，北京同文馆馆长马丁在美国波士顿给东方学会做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报告，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1868年5月，美国罗德岛州议员托马斯·詹科斯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书中，专门论述了中国的文官制度，引起了美国参议院、众议院的广泛兴趣。一位英国学者还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科举制的优越性：“首先，年轻人总是毁于游手好闲，懒懒散散，而持续不断的工作可使他们避免误入歧途。其次，学习使他们睿智明察。第三，能人为官，即使他们无法杜绝某些官员贪婪腐败而酿成的祸害，至少他们可以注意防止无知无法造成的不良后果。第四，既然官职是授予的，皇帝就可以十分公正地黜退那些无能之辈。最后，无需为审议机构支付费用。”

    中西文化交流既有“西学东渐”的现象，但同时也有“东学西流”的情况。中国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对西方的议院制、考试制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现代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对此，孙中山曾作过这样的评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　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三、中国精神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古代学术主流思想的发展主要有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汉学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所引起的东西文化和学术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国学术文化思想独具魅力的东方意识与华夏气象对世界文化也产生过深刻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18世纪前后在欧洲风起云涌的反对宗教神学、呼唤理性精神的社会思潮中，不少启蒙思想家纷纷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理论武器。儒家思想所论述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摆脱神学独断、律己修身、刚健有为、伦理有序、和谐人际关系、注重整体利益、以个人对国家与民族贡献为人生意义的价值观等，深刻地影响了被誉为“欧洲孔子”的法国伏尔泰和魁奈、德国莱布尼兹和沃尔夫、英国坦布尔等人。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呼吁欧洲人在中国文化面前一要赞美，二应自惭，三须模仿。他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观念、社会法则等加以综合研究，建构了一套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极有兴趣并极为尊重，十分惊叹中国人的学术智慧。他对中国《易图》符号的二进制解释、对宋明理学的诠释以及对中国汉字优点的高度赞赏，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英国启蒙思想家常常引用“中国人的议论”来批驳《圣经》。休谟曾说：“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学徒。”因而中国哲学可以作为英国自然神论者的思想资源。

    除了儒家思想以外，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中的其他学说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如墨子的“非攻”、“兼爱”等思想，老庄“柔弱胜刚强”的学说深受德国社会哲学戏剧家莱布尼茨的特别关注。中国哲学不仅为他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的哲学论争提供了有力武器，而且推进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从一个欧洲学者转变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巨人。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孔孟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庄的影响则是“巨大的”。他所奉行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明显体现出老庄“无为”思想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等的影响更为明显。朝鲜历史上的新罗时期，定儒家经典为“国学”，强调以“德”治国，把忠孝信义等思想发展为具有朝鲜文化特色的“新罗精神”。日本早在信史开端就大量引进中国文化，7世纪的“大化革新”实为全盘唐化，自动接受中国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影响。举凡中国的政治体制、行政建制、赋税管制、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文字书法乃至衣冠饮食、建筑工艺、茶道民俗等等都被全方位、多层次地吸取，并追随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而演变。日本遣唐使的队伍延续260余年之久，他们不仅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回国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中国文化，使儒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纲常名教等思想深植日本社会文化之中。以后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还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越南在教育上同样奉行开科取士，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纲常名教对越南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有过深广影响。

    从诗经、楚辞、汉赋、乐府、魏晋志怪、唐诗、宋词、元曲、杂剧、明清小说，直至近现代文学珍品，中国文学已有两千多年行诸文字的灿烂历史，它们以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与魅力无比的东方神韵，极大地丰富着世界文学的宝库。《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

    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迅速崛起，引起世界瞩目。这些国家和地区均属“儒学文化圈”范围，历史上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政治伦理、社会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无不深受中国本土儒家文化的影响，台湾、香港更是中国的领土。这就引发了有关儒家思想的活力及其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研究讨论。海外学者纷纷提出有关儒家传统与工业东亚之关系的各种观点与假说。一些研究者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及其特征诸如集体主义倾向，对于家庭和社会稳定的重视，勤劳、纪律、节俭的规范，注重社会福利与保障等等，归结于儒家文明的转型与儒家传统的影响，也即中国文化的影响。西方社会是以反基督教的姿态走向近代化的，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核心观念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和外在征服型的主体性观念。张岱年认为，这既是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在一段历史时期高度发达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动力，又是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暴露的诸如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等全球问题、人类困境的思想根源和文化根源。与西方文化形态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比较偏重于内在超越性的道德自律主体性，在人对自然关系上的外在主体性略嫌不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主体性”，超越了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性”。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等观念说的都是互主体性观念。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天下太平”、“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强调的也正是这种超越自我中心论的互主体性。

    张岱年指出，从世界思想、世界文化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中国文化思想主流中贯穿的这种超越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互主体性观念，代表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新型的主体性观念和价值观念。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应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综合创新，从而创造出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世界性与民族性共荣、超越西方近现代主体性观念并确立新型主体性观念的世界新型文明。因此，21世纪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将给世界新型文明带来福音，而决不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刁：偏见。世纪之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中国热”、“东方热”以及具体到“汉学热”、“敦煌热”、“藏学热”等，正是中国文化强劲生命力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文化影响世界文化的时代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