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献帝建安元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共393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此期的文化大势约有如下数端：第一，北方民族大举内侵引起中原人群的大规模南移，其结果是民族的大融合。融合不仅发生在北方，也发生在南方；融合是“汉化”，也是“胡化”。第二，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新的经济区出现；开发之功在当代更在后世，唐代中国文化的鼎盛与此有直接关系。上述两项，基本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第三，佛教的广泛传播，给固有的中国文化注入了许多新的精神因素；三教鼎立互相激荡与玄学一起共同构成此期显著的文化现象。着眼于本期的中国文化，是动荡与混乱；着眼于更长远的历史，则是转变与展进。  
    一、西晋灭亡引起的变动

    公元265年，司马炎以禅让的方式取代曹魏的统治，建立起西晋王朝。经数年征战，晋消灭了吴、蜀政权，中国重新归于统一。但天下一统的局面只维持了二十余年即告结束，此后是三百余年漫长的南北分裂。

    1．西晋灭亡的文化原由

    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

    2．永嘉之乱引发的历史变动  

    晋永嘉二年(308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汉。永嘉五年(311年)，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朝皇帝，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最大的结果是北方边地民族的大举内侵和汉族人群的大规模迁移。人民大迁移的方式一般分两种：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有组织的一般以世家大族或乡里名望为中心，迁移过程中，建立坞堡，组织武装，形成牢固的部曲关系。中国社会中的宗族关系，在大迁移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即使无组织小规模的迁移人群也无不如此。

    汉族的迁移是因边地民族的内侵。内侵的民族一般有所谓“五胡”之说，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实则内迁的人群并不止这些，如卢水胡、山胡、稽胡等。北方边地民族的内侵也经历二百余年的时间，从永嘉一直到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初期进入内地的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且互相征伐、先后替代，共有十余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社会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一直到北魏，北方才重归统—。

    3．南朝士族的文化作为

    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晋得以立国很大程度上是世家大族“抬举”的结果。

    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当他们在政务上懒得多问时，他们把大量的热情投入到文人的雅事之中。如上所说，士族起家于两汉经学，而国家需要经学之士的原因在于平治天下。但是由此起家的士族在魏晋之际却发生了转变，他们日益向虚旷的方面发展，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

    魏晋最重要的学术现象是玄学，玄风大畅是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玄学是老、庄哲学在魏晋时期的新发展，一般认为始于曹魏的何晏、王弼，不过他们的贵无尚虚的取向基本在调和儒道，关心理想帝王人格问题，大体仍不离济世之道。玄学之风在稍后的嵇康、阮籍那里有了新的含义。司马氏以道德的“名教”欺世，对此抱极端厌恶态度的嵇、阮等则以标举“自然”唱反调，而他们的放纵、不守礼法，更为世人树立一种名士形象。玄学之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清谈”，清谈是士流交际中的风雅。清谈时谈士手持麈尾(由麋鹿尾做成的拂尘一类的东西，挥动时可以生风)，一主一客，主者称述自己的意见为“通”，客方起而论难为“难”。一“通”一“难”下来，有时分出胜负，有时各自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时则需要第三方出来作一总结。清谈辩理很讲究言语简洁切中要害，《世说新语》中保存了大量这方面的故事。

    尚玄学玄理，在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山水诗、山水画的兴起。此外还有不可不提的书法，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但东晋能产生像王羲之那样的大书法家，与士族文化在那个时期的高涨，是有着大的关系的。清谈、诗赋、书法再加佛理，是士子几件“家常”-的摆设，没有它们就算不得是士人。所以能诗善书的人从东晋以后特别多。东晋以后两大家族，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大体而言，王氏多书家而谢氏多诗人。

   二、开发江南

   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即一般所谓江南地区开发的加快，是从三国时的吴国开始的。东吴政府注意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农业和商业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吴都建业(今南京市)成为繁华的都会。江南大族阶层也随之出现。    ’

    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地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开来。不过开发最深入、经济水平最高的还是长江下游地区，如太湖流域，今浙东绍兴、上虞以及新安江上游今安徽歙县休宁一带。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及军事重镇荆州和益州都是当时重要的城市，在一些城市的门外，还兴起了草市，显示着商业经济的活跃。四通八达的长江水运成为南朝经济交流的纽带。南朝政府已把商税列为国家财政来源之一，但传统的歧视、榨取的并无改变。

    南方的开发，为后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后方。开发南方使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获得了新的基础。

    三、佛教的传播

    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两汉道教在民间流行，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也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汉魏之际佛教的传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长生不老宗教，魏晋之际，佛教更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从那时起，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家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后期以涅槃学为主。而早期中国人理解佛教，也以老、庄之学为知识背景，因而有所谓以老庄术语对译佛家概念的“格义”之学。般若学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鸠摩罗什及其学生。鸠摩罗什是印度籍的僧人，在西域成名，来到中国时正值十六国的后秦时期。政府在长安为他专门设立道场从事经典的翻译和讲解，他的东土学生如僧肇对佛教义理的理解令老师吃惊。鸠摩罗什的另外一位中国学生道生，则是涅架学的重要人物。涅架学主要讲成佛的问题，如何成佛、成佛的理据及成佛的阶段等。一开始因典籍的传译不完备，对一切众皆可成佛是否包括“大邪恶”的一阐提，存在着争议。道生则“孤明先发”，承认一阐提也有佛性，道理上也能成佛。因为经典上没有这样明确地说，所以道生曾受到佛教团体的迫害。但后来完备的《大涅架经》证明他的见解是符合经义的。道生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与“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本土理论似不无关系。

    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皇帝佞佛以梁武帝为最甚。他曾经四次出家，大臣每次都用上亿的钱把他赎回。这样的行径陈后主也有过。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与北朝“偏于教”的倾向大相异趣。偏于谈理，实际延续的是玄学清谈的习惯，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接受外来宗教显示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

    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南朝信佛喜欢兴建寺院，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佛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土，或求当世福报等等。

    佛教在中国大规模流传时，必然地与中国固有的社会秩序、文化伦理产生矛盾和冲突。在北朝是寺院经济妨碍国家利益，在南朝则表现为义理的冲突。最富于观念论色彩的是神灭论的争论。这场争论以范缜《神灭论》最著名，在诸多争论中也最为激烈。佛教讲因果报应，讲三世轮回，范缜则本着道家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反驳佛教，主张形尽神灭的无神论。此论一出在南朝上流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但范缜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捍卫真理的气概。

    这些争论如同急流撞击磐石的浪花，虽然剧烈激荡，，却没有阻止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大流。而佛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是极其深刻的，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寺院、僧徒、出家，改变着固有的社会结构，冲击着固有的伦理观念，促发着新的生活信念和生存方式。作为宗教，其精神因素渗透到文化的方方面面。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云岗石窟及寺庙建筑中气魄宏大、金碧辉煌的雕塑、绘画艺术，都是艺术中的新景象。魏晋以来中国文人画，大体有两大渊源：一个是玄学影响下的山水，另一个则是佛教绘像影响下的人物画。佛理影响着诗歌的内容，佛家感化世人的讲诵和演唱，促使新的文学体裁的产生。佛经的翻译，促进了人们对汉语声调的认识；佛经的流传，刺激着印刷业的新变。佛教节日不仅关乎艺术表演，也影响着民间的经济贸易；寺庙和僧侣甚至使一些源于印度的财政制度，如抵押借贷等在中国立足。而佛教哲学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更是深入而持久。儒家思想短期内是受到冲击的，当它在宋明时期走向复兴时，它的学术建设方式，是吸收了佛家论理的长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的传人，又深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

    四、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

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十六国时代许多政权的建立者，都对中原文化有较深的熏染。所以就是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政权就已经开始仿照汉族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立自己的国家体制，提倡文教。相当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因此受到重用，如石勒用张宾、苻坚用王猛等。但是民族融合的道路并不是直线型的，其间经历过反复和曲折。这以北魏鲜卑人汉化的过程最为典型。

    北魏与其说是汉化，不如说是“南朝化”。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内迁民族中，以鲜卑人拓跋氏一支为最晚，入主中原以前汉化最浅。北魏建国一开始，官员不发俸禄，是典型游牧部落掠夺经济的余习。逐渐拓跋氏开始抛弃自己的习惯，他们积极征调留在北方的大家族到朝廷来任职，特别是采用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实施均田制，切实地促进了鲜卑人从游牧向农业居民的转化。但随着年轻的孝文帝的亲政，使北魏许多改制措施，带有浓郁的“南朝化”特征。迁都洛阳，明显用心是在与南朝争正统；改用汉姓貌似小事，实际是有意敉平胡汉的区别；最带模仿南朝痕迹的是定族姓，将鲜卑族贵族人为地门阀化。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孝文帝的措施，无疑是积极而开明的，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孝文帝的措施多是不计后果的。迁都洛阳，使北魏政权失去了稳固的部族基础，定族姓也无形中把部族中的不平等表面化、合法化。特别是迁都以后，南迁的鲜卑贵族与留在北方的贵族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异。加之奉行排抑武人的做法，终于导致了部族内部的分化，以致六镇武人的起兵。汉化的趋势一时间出现逆转。北魏分裂为西魏和北齐之后，西魏的统治者与孝文帝的改制背道而驰。孝文帝改汉姓，西魏则改胡姓。为了加强鲜卑族内部以及鲜卑与汉族之间的凝聚力，西魏以赐给汉族人胡姓的方式，从心理上将胡汉聚合为一族，收到明显的效果，与隋唐史关系极大的关陇势力即由此形成。孝文帝模仿南朝，西魏则仿照《周礼》建立政权，以强烈的复古主义态度学习中原文化。关键是复古的学习，其措置比南朝化的学习更适宜鲜卑人当时的现实，因而为北周消灭北齐乃至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不能将北朝的民族融合简单地视为汉化，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胡化”。僧徒在北朝人数上众多，有力地显示出佛教在民众生活中的普及与深入。这是“佛化”，也可以说是“胡化”。正是佛教，使北朝族属各异、文化不同的人群，有了共同的精神信仰，为民族融合提供’了一道地平线。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在观念的层面还是在实际生活方面，北方都受着边地民族风尚的熏染。北朝妇女地位高，在朝廷有女主称制，在民间则有《颜氏家训》所描述的“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等民情。汉民族固有生活方式中所没有的要素，也都被广泛地接受。举其大端，一是胡服的流行。固有的“上衣下裳”的穿着方式，逐渐被上衣下裤所取代，而且寻直到近代仍延续着。二是胡床胡坐。固有的方式是席地而坐，胡床则可以垂脚坐，也是后世沿袭不改的方式。三是魏晋以来的“雅乐”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胡乐”，连朝廷大礼也用胡乐，民间即可想而知。经过长期而深入的胡汉文化间的互相熏染，一种既不同于汉亦不同于胡的刚健、质朴的“北方气质”已经形成，它与南方的细致、灵秀形成对照。南北文化风貌的不同，自古有之，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差异，是南北人民数百年艰苦的开辟和深刻的融合获得的文明新成就。这正是南北新差异的价值所在。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大融合并非随着南北朝的结束而停止，魏晋以来北方的融合与南北的交融，只是在隋唐长期统一的家国社会里，才逐渐走向均匀与平衡。隋唐立国思想的许多方面，须从它们制定者的北方文化背景去考虑，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